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，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，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。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、商人，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，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。
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，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，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，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。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，染上淋病、梅毒以后，惟有听其自然。
当时活佛即患梅毒，烂塌了鼻子。据说目前检查结果，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；二十五岁以上者，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。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，若任其继续存在，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!
这个绝对不是冯玉祥瞎说，日本医疗队在蒙古溜达的时候，也进行过复杂的研究和统计，最后得出结论，梅毒导致蒙古出生率小于死亡率，“不待武力征服，五十年内，蒙古人将被梅毒灭亡”
1950年，北京大学医学院派遣了“暑期抗梅队”，前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，考察两盟的性病流行状况。“抗梅队”在乌盟和伊盟工作了26天，对1480名蒙人和793名汉人分别做了测试梅毒的康氏反应，结果发现蒙人有阳性反应的高达56%，而汉人也达到了33%，比例都相当高。
所以新中国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源，高价从海外购买相关药物，态度基本跟现在解决新冠差不多，一个都不放过，直到1977年，终于在蒙古彻底消灭了梅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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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人几乎被梅毒灭亡的真实性考证
蒙古人梅毒泛滥的历史证据
清朝统治下的梅毒问题清朝时期，满清政府利用喇嘛教来统治蒙古人民，规定兄弟八人中有七人必须当喇嘛，兄弟五人中有四人必须当喇嘛，这导致了蒙古社会的特殊结构，即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，而一个蒙古女子则有多名内地人为其临时丈夫，形成了一个乱交的社会。喇嘛教中的黄教禁止娶妻，大量蒙古男子因为生活困苦，冲着清廷对喇嘛的优待而出家，变成了不事生产的纯寄生人口，自然就不能再和蒙古女子组成正常稳定的家庭，这进一步摧残了草原的生产力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喇嘛教的限制，蒙古女子也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，只能成为内地人的泄欲对象。这种混乱的社会结构和性关系导致了梅毒的广泛传播。据冯玉祥的《外蒙古行记》记载，当时活佛即患梅毒，烂塌了鼻子。据说目前检查结果，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；二十五岁以上者，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。这种现象被认为是太可怕了，若任其继续存在，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。
建国初年内蒙古梅毒的状况
建国后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刚满五年，就开始进行驱除梅毒的试点工作。1950年在内蒙牧区成立性病防治所时，牧区性病患病率高达59%，或者说五个人中就有三个患病。然而，人民政府花了十五年时间，将性病患病率由最初的59%降至1965年的0.5～2.4%，并在1977年复查时未再发现新患及先天梅毒儿，历时二十余年，最终将其杜绝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在建国初期，内蒙古的确存在严重的梅毒问题，但经过政府的努力，成功地控制了疫情。
综上所述，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人确实面临着梅毒的严重威胁，而在建国初期，虽然梅毒问题仍然存在，但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因此，可以说蒙古人几乎被梅毒灭亡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，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梅毒确实在蒙古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困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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